MPA论文哪里有？本研究运用了287个城市从2006年到2019年以来的面板数据，把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看作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得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降低环境污染水平的新证据。这些结论为世界各国降低环境污染提供了实践指导。
第1章 绪论
1.2.1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
环境污染问题带有明显的负外部性，对人民生活水平和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对于环境污染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范围一方面包括从理论层面对环境污染展开分析；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从实证角度对某个或某些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展开讨论。具体而言，包括制度层面的环境规制、地方财政、环境关注度；经济层面的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数字金融、产业集聚；社会层面的公众参与、人口结构等方面展开的探讨。此外，国内外学者针对如何评估和量化环境污染也展开了广泛研究。
（1）制度层面。Zodrowand Mieszkowski认为环境质量是具有较强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所以政府应该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否则私营部门或者没有能力，或者缺乏足够的动力，无法提供充足的供给[3]。由此可见，政府的行为对环境污染可以产生深刻影响，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聚焦于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围绕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国内外的学者观点并不相同。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环境污染程度。斑斓认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会加强其对应污染物的排放；杨建坤和陈淑云也得出了类似结论[4-5]。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减少环境污染，“绿色悖论”并不存在，有较多的实证研究支持这种观点。李佳佳等研究表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中间变量，环境规制显示出明显的减排效果。此外，环境规制的加强对FDI的吸引呈现整体上的正向效应。同时，他们还发现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出倒“N”型曲线关系[6]。Shi F et al.认为环境规制和数字金融普惠可以协同作用降低环境污染[7]。境规制手段，可以促使环境污染水平更早地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从而使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景更加乐观[8]。另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是单纯的降低或提高，应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分析。余长林和高宏建将隐形经济纳入研究范围内，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证明了官方经济活动和隐形经济规模是环境规制降低环境污染的中介变量[9]。Zhang K et al.认为国家层面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遏制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污染，但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则表现出明显的加剧趋势[10]。
第3章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发展历程与我国环境污染状况
3.1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发展历程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概念导入期、试点探索期、统筹推进期和集成融合期。下面将详细梳理每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3.1.1概念导入期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概念导入期大致为1990-2011年。西方国家的城市病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范巴斯特拉在第四届欧洲数字城市（EDC）会议上首次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为解决此类城市发展难题，各国政府竞相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在第四届欧洲数字城市会议上，范巴斯特拉首次提出了智慧城市概念。此后，各国政府开始了利用现代科技，实现城市智慧化发展的探索之路。
从2004年韩国提出的“U-Korea”智慧城市战略，到2006年新加坡提出的“智慧国2015”计划；从2009年美国建立首个智慧城市，到2010年日本提出的“I-Japan战略2015”智慧城市建设计划，各国提出上述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打造更加舒适快捷的城市生活，并力求达到以科技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90]。欧盟更是把绿色技术和生态创新作为促进发展的首要之义，提出了第七个环境行动计划，力争到2050年，打造出绿色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欧洲低碳经济体。
第5章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发挥环境治理效果的政策建议
5.1 因技施策提升环保技术水平
实证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水平，达到降低环境污染的效果。所以为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政府应该深入挖掘技术创新的关键领域，以更好地推广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先进经验。
第一，利用智慧城市建设中数据驱动决策的优势，建立健全促进环保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政府可以利用智慧城市建设当中的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和分析，出台科学、系统的《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技术标准支持等方式，鼓励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环保技术研发和应用当中，推动环保技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同时，政府也应把握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各项数据更新的契机，及时出台和更新《环境保护技术评价办法》等规章制度，完善环保技术评价和认证制度，加强对环保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监管，确保环保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第二，利用智慧城市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特点，加快构建环境领域产学研合作平台，催生环保技术研发与创新。政府可以利用智慧城市建设中建成的现代化信息合作平台，有效联结“校”与“企”，牵头举办“智慧城市与环境污染治理”等相关学术论坛，以各大高校为主阵地，邀请上市环保公司负责人、各地生态学会理事长等相关人员列席会议。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催生高校中环保领域专家的新想法、新技术，并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加大环保技术研发投入，从而促进环保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变现，最终达到推动环保技术创新的目的。
5.2 因需设规强化智慧环境规制
实证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加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有效遏制环境污染。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环境规制的市场机制发展尚未完善，政府在处理环境污染问题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政府部门更应发挥智慧城市建设中形成的新优势，形成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机制，从而达到进一步降低环境污染水平的目的。
第一，利用智慧城市信息平台建设，有针对性地制定和更新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互联网+政务服务”新发展模式的出现，使得政府能更加高效、快捷地收集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见和建议，通过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行为的梳理和收集，集中发现我国在环境保护法律当中的漏洞，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环境立法和政策研究的支持力度，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提高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力度。同时，加强环境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增强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法制观念，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环境保护氛围。
第二，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打造智慧环境监管网络，加大环境保护执法力度，从而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政府可以利用智慧城市建设当中铺设的网格基站，建立并完善环境监管网络，加大对环境监测、执法和监管人员的投入，实现对污染源的全方位监控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环境违法行为，提高环境保护执法效率，保障环境质量和公众健康。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可以借助智慧技术，通过智能传感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实现对各项环境数据的动态监测和实时分析，实现数字赋能环境保护工作，更及时、准确地了解环境状况，有针对性地调整规制策略。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利用智慧化的执法手段，更新环保执法设施设备，提高环境监督和执法的效率，严厉打击违反环境保护法的行为，维护环境法律法规的权威和严肃性，加大对违反环境保护法行为的查处和惩罚，形成处理一个，警示一批，震慑一片的强力效果，通过提高政府环境规制强度，更好地治理环境污染，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6.3 展望
（1）样本选取方面，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和保证数据质量的前提下，将区、县层面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试点区域纳入研究样本中，从微观层面进一步考察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环境效应，选取典型试点区、县进行案例分析，宏观分析与微观调研相结合，以期总结先进试点经验，并在实际情况类似地区推广。
（2）指标选取方面，将工业废水和生活废弃物排放等纳入环境污染的衡量范围，从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多元视角展开分析和研究，从多角度、全方面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环境效应进行评估，以期得到更加全面、更有深度的结论。
（3）政策协同方面，未来可将宽带城市试点政策、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等城市建设和环境规制政策协同考虑，研究其单一效应的差别、互动关系和协同效应，如何统筹和协调不同的城市政策，使其政策效应最大化，实现“1+1>2”的环境污染治理效果，为更好地打出政策“组合拳”来实现我国的生态环境目标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