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A论文哪里有？本研究发现，W镇村干部“微腐败”存在的危害包括损害干群稳定、损害农村稳定、败坏社会风气以及阻碍经济发展等，笔者从腐败机会的产生、动机的生产展开了分析，结果发现腐败监督和处罚机制的缺失、农村发展的项目化催化共谋、腐败亚文化传统的渗透影响导致了腐败机会的出现。
1.绪论
1.2.1国外研究动态
一些国外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分析和研究腐败问题。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塞缪尔·亨廷顿给出了腐败内涵，认为现代社会腐败是一种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违背了社会公约和社会准则的约束与规范，。詹姆斯·布坎南从寻租理论出发，认为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损害公共和私人利益的经济人，最终目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苏珊·罗斯·艾克曼分析后找指出，真正腐败在于其背后非正常争执互惠，而不是腐败自身。因此，分析和研究腐败问题时关注政治结构的影响效力具有一定必要性。杰瑞米·波普指出，应该建立一个能保证人们正常生活的反腐治理体系，并能视具体情况而不断发展。
一些学者分析了腐败的原因和干预手段。Le Thanh Ha（2022）分析了27个欧洲国家在2015~2020年因腐败蔓延受到的影响，该学者利用数字化进行分析后发现，合理应用数字公共服务与互联网对欧洲蔓延的腐败现象及其带来的影响可以起到抑制作用。S Mansour（2021）在分析腐败问题时，发现制定和实施问责制可以起到降低官员自私自利概率，降低幅度甚至可以达到17%，然而需要在维权主义环境下发挥该制度的作用。公民缴纳的税款在威权主义下未达到政府规定门槛时，为自私自利商品提供资助的可能性也会明显下降，下降幅度可以达到27%。Amadou Boly（2018）从不同制度入手分析了制定政策者打击腐败动机。该学者研究后指出，公职人员在没有腐败的情况下会选择法律平等这一检测概率较低的方法，导致反腐败机构被扭曲，相比于法律不平等的适用情况，与法律平等的行为更相符。
3.村干部微腐败的案例分析——以W镇为例
3.1案例选择
本文以D市W镇为研究对象，W镇地处我国西南区域，下辖行政村18个，截止到2020年末，常住人口45351人，农村党员871人。2016-2020年间，因违法违纪问题查处的W镇党员干部共有51人，其中28人为村级党员干部，15人为农村普通党员，4人为企业党员干部，4人为镇机关党员干部。在查处的28起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21起为“微腐败”问题。窝案串案共有4起。深入研究D市W镇村干部的“微腐败”现象，探索相应的治理对策，有助于预防和遏制此类问题的发生，为推进基层有效治理助力。
5.村干部微腐败的治理策略
5.1强化治理的协同联动性
5.1.1发挥基层党组织治理核心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是我党的领导，由此也为基层微腐败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在W镇D市的基层微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究其原因是基层党组织中并未构建完善的组织与监督机制。为使微腐败治理对策的有效性得到持续提升，必须充分发挥“四责协同”的实际效益，建立明确的“责任共同体”，将微腐败治理引入到各级政府履责的内容之中，并且将其在年度考核中作为重要的指标。全部的村居党组织要将主体责任报告制度有效落实下去。上级党委在每一年中都要从中选择若干村庄，对其报告进行审查，同时，直属领导、驻村干部等还要对其开展全面的质询，并且对具体的评议意见进行反馈。对于其中的问题与不足，应该责令其限期整改，由此使村干部的责任意识持续增强。在基层工作的各环节中有效的融入党建工作，在基层治理结构中嵌入基层党组织，并进一步提升顶层设计的力度，制定相关的规则，并使其严格落实下去，针对其中的问题，要落实好人员问责处理，由此才能使基层微腐败治理秩序更加规范，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
5.2完善权力制约制度体系
5.2.1强化制度整合集成
在遵循必要性原则的前提下，对于不同业务领域、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的腐败预防制度文件系统进行梳理与清洗，以消化、清洁和废除系统中的文件，并通过消除一些明显落后的机构文件、取消一些长期发布但违反现有法律法规的文件、删除一些重复法律冲突的毫无意义的机构文件，以及合并一批同属一支、凌乱分散的文件，以确保系统的高效运转。建立一个全面的市级数据库，为关键条款配置详细的解释说明，并创建一个基层员工查询端口，以方便快捷地进行查询，使执行人员能够清晰地了解哪些操作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从而创造出一个清晰明了的数据操作环境。为了改变以往分散出台防范微腐败的制度形式，党委和纪律监督委员会可以主动牵头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全面反腐败咨询机构，每年对各地相关机构的文件出台需求进行统一审查，并采取联合行动发布文件，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以满足工作需要、解决群众担忧、兼顾长远与当前发展。
5.2.2推动制度制定精细化和定期更新
一方面，要使对执纪者和被执纪者的限制予以平衡。另一方面，应当明确微腐败的概念及其特征。为了彻底改变以往泛泛而谈的表述方式，我们必须明确定义微腐败行为的条件、金额和基本范围。为了避免执纪者因微腐败同化而采取选择性执法，或为了追求绩效而滥用权力，从而导致过度治理，我们必须对其行为进行限制。通过提供量化的执行规则作为附件，可以显著降低行政成本，从而优化现有规定的执行效果。
6.结语
在治理基层微腐败的道路上，反腐斗争始终是一条漫长而不断前行的道路。近年来，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对整治农村基层腐败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然而，在当前国内的形势下，基层微腐败现象仍然堪忧，牵涉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多样化，行为方式也更加隐蔽复杂，这使得微腐败的调查和取证变得异常困难。为了有效遏制基层微腐败现象，必须在充分考虑国情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态，制定并实施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加大对基层微腐败的整治力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对基层微腐败做到精准识别与定位。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中央纪委全会精神下，我们将以从严治党为主线，向基层深入推进。就基层微腐败问题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存在一个绝对安全的领域，党员和非党员村干部都被涵盖在其中，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存在。只要出现腐败，党中央都将以坚定决心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让法外狂徒有可乘之机。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对W镇近年来的“微腐败”案例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以合谋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对W镇村干部微腐败的治理现状、危害、生成路径以及治理策略展开了讨论。研究发现，W镇村干部“微腐败”存在的危害包括损害干群稳定、损害农村稳定、败坏社会风气以及阻碍经济发展等，笔者从腐败机会的产生、动机的生产展开了分析，结果发现腐败监督和处罚机制的缺失、农村发展的项目化催化共谋、腐败亚文化传统的渗透影响导致了腐败机会的出现，而对腐败认知的失调、利益预期的产生以及共享过程等，都导致村干部产生了“微腐败”的动机，最终由于微腐败交换的运作动力、网络化交换过程使得村干部达成了腐败行为。通过分析村干部微腐败的生成路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村干部微腐败的理论研究体系。通过以合谋和社会交换理论搭建的分析框架，解释了基层工作领域微腐败团伙是如何从腐败想法产生到延伸腐败利益集团的动态过程。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