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A论文哪里有？文章通过将村庄内的“老前辈”这一群体纳入到乡村治理的队伍中，通过复合型的权威进行组织动员和资源输入以及培育和发展乡村“仪式活动”来构建情境和加强“情感能量”，以此来重塑一个共同的情感空间唤醒村内公共精神，形成乡村内生性治理能量的循环互动过程。
第1章绪论
1.4.1.2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1）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
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空间差异以及外围农村地区存在的具体问题在世界许多地方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农村社会经济倒退的各种表现[64]，最明显的衡量标准是一个地区的人口下降[65]，经济衰退、低就业率、青年外出和受教育程度呈现螺旋式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等[66]，引发了整个欧盟的农村边缘化和社会分割[67]，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进程导致了农村社区的崩溃。
Kallert等人（2021）运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方法,分析不同的“经济意象”,突出和塑造与农村相关的区域政策。充足的市政资金和民主化是实现农村发展渐进替代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也是当前农村发展所缺乏的治理资源。[69]治理资源并不仅限于政策、资金，还包括制度、公民参与性和组织等方面。在对印度尼西亚的村庄治理研究中,Nurlinah（2020）通过用体制机制和公民论坛来识别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结果发现,社区参与沿海村庄治理的程度普遍较低,村政府的能力较低。这两个主要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村庄治理中的制度关系、社会组织在当地社区的工作方式和文化。
第3章芜湖市湾沚镇TY村“老前辈协调工作室”的田野研究
3.1田野地区概述
田野调查给调查者提供了不同的档案、不同的接触媒介、不同的参与方式和不同的对话者，因此也有不同的见解，田野工作的性质如此丰富，以至于它提供了“在该领域建立的持续关系的丰富性，协作工作的可能性，激发学术界与外面的世界，将我们的写作视为一个大型共享项目的感觉，以及对感官和智力认知结合的强烈乐趣”。本文运用田野调查，将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基于对芜湖市TY村“老前辈协调工作室”的实践个案，在分析其成立初衷，产生背景，运作过程和启动机制的过程中，总结提炼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模式，并为其提供可靠的个案支持。
3.1.1进入田野
2020年金秋九月，开学初笔者在导师的指导下，经过几次论文选题以及田野调查地点选定事宜后，最终确定了将田野点定在芜湖市TY村。之所以将芜湖市TY村作为本次研究的调研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田野调查对象的可行性。芜湖市TY村在笔者家乡，面对2020年以来出现的新冠疫情，将田野的地点选在这里，便于笔者在假期之余可以有较多时间去调查。笔者生于斯，长于斯，在“熟人社会”的乡村区域，在熟悉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文化理解、语言沟通以及人际关系交往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些能很快地帮助笔者确定研究对象，顺利地开展田野调查。
其次，田野调查对象的代表性。作为全国最美村镇“乡风文明奖”、安徽省美丽乡村示范村、“安徽省好人集体”、“安徽省五个好村党组织标兵”、“安徽省文明村”、“安徽省卫生村”等多个国家级、省、市和县荣誉称号的TY村，近年来，TY村以党建为引领，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以化解民间纠纷为主线，重点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宣传各项政策法规，调处邻里关系，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老前辈协调工作室”是TY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延伸和细化，由该村的老党员、老教师、老村干等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们组成，并通过整合村内法律顾问、法律服务志愿者等法律资源优势，打造出了系统化、链条化、专业化的特色调解品牌。
第5章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链接”型模式的理论适用
5.1理论适用
在上一章节中，笔者通过个案分析，在TY村老前辈协调工作室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内生-链接”型的模式，该模式不仅是为了探究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更重要地是要具有推广价值，因此本文就前提条件、参与主体、根本目标这三个维度来阐释该理论模型适用的条件和情境，促进TY村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模式由个性向共性转化。
5.1.1前提条件：信任与尊重的场域氛围
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链接”型模式的前提条件就是乡村的内生社会资本，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信任和尊重建构的乡村社会氛围。奥斯特罗姆认为，在管理公共事务和使用资源方面，人们可以通过交流、交流、理解、建立信任和依赖。根据信任的来源，扎克·林恩把信任分成三种类型类：信誉信任、社会性信任和法制信任。信誉信任建立在个人诚信和人格信任之上，而社会相似信任建立在“我群”特征之上，而法制信任是制度信任。老前辈将多重信任结合在一起，不仅可以利用协商式的运作原理，充当村民的利益代理人，还可以在“两委”的授意下，以“人情化”的方式协助村“两委”的工作。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老前辈参与乡村治理凭借的信任必然会孕育在乡村社会的土壤中。“内生-链接”型模式的运用依托于村庄内部浓厚的“崇德”氛围，如践行《公民道德实践纲要》，设立道德评议会，明确其红做职责，以各种重大节日，周年为契机，举办各种活动，提高人们对祖国、对家乡、对生活、对自然的爱，从而培养人们的伦理道德感；又或者每年评选出村内道德模范、“五好”家庭等活动，在农村治理的公共空间中呈现出尊重道德的繁荣局面。在传统文化价值的加持下，出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的老前辈凭借这数年的生产和生活积累的个人声望，自然而然成为了村内道德的重要载体，同样的村内其他主体在现有的村内“崇德”氛围和传统价值的熏陶下自然而然地信任和尊重老前辈。乡村场域的信任和尊重，是农村老前辈们行动的驱动力和行动保障。
5.2推广建议
尽管在我国乡村社会中，有着悠久的老年人参与治理的传统，一些老年人在乡村社会中也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参与优势和较为广泛的治理资源，但是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老年人参与并不是全体老年人的参与，这种参与需要能力、学识、威望等要素的加持才能在乡村长于中发生“化学反应”。因此，在乡村治理能力不足、老龄化等现状下，老年人有效地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势必会提升村庄治理的能量，如何有效地参与是其关键。
5.2.1提高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
诚然，乡村老年人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价值，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理想化，也要看到老年人参与村庄治理中的不足之处。老年人生于乡村、老于乡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速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短板，可能会不太适应新环境和新形势的更迭速度。同时，在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技术将不可避免地被运用到农村治理中，而老年人在这一方面的技能相较年轻人来说就比较落后。因此，为了乡村老年人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能力，更好地服务乡村事务，需要与时俱进对乡村老年人展开相应的职业培训。如定期开展政策学习，让老年人更好地了解国家和地方政策法规；聘请专业人士，提高老年人的信息技术水平等。通过一些培训和学习，让老前辈的治理能力与参与能力更好地与实际的治理情况充分契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老前辈由于治理能力的落后导致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存在偏差和失误，这直接影响了治理的成效。
第6章结语
6.3研究展望
基于对上述研究的总结和反思，TY村“老前辈协调工作室”的治理实践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和完善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因此，再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一方面，在本文的的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可以扩大调研和问卷对象的范围，丰富身份类型、年龄类型，补充较为单一的调查对象，从而获得多样化的数据和材料进行深入挖掘老前辈参与乡村治理的其他动力之源。
另一方面，在研究中其实还存在很多值得思考与讨论的地方，TY村老前辈协调工作室的成功兼具着天时、地利与人和三要素，有着一定的偶然性，乡村中有能力、有学识、有威望的老前辈数量毕竟不多，如何建立一个培养老前辈的体系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此外，中国乡村的情况各种各样，在面对相似的发展情境时，TY村的经验在何种条件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学习需要更多的个案与实践摸索。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