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A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发展中，生态经济学与生态文明观也将对政府关于发展的理解提供更加清晰的思路与理论指导，引导人类社会，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不断从制度、观念、技术等方面突破，稳住生态治理基本盘，将新型城镇化发展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实现生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寥寥数字表述何其容易，而实践之路更是任重而道远！
第1章 绪论
1.3 文献综述
1.3.1政府生态治理效率的相关研究
首先，在内涵界定方面，政府生态治理效率这一概念现阶段被广泛认可的解释是“用以衡量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成效的综合指标”，此种解释基于多投入多产出的系统观，因此具有可观的解释力。国外对政府生态治理效率的研究相对较早，因此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观点。相关学者认为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是指以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实际产出来衡量生态治理投入的有效利用情况[5]；还有基于生态经济学视角指出生态治理与经济系统或生产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生态治理的投入通常是由人力、技术、资本三个方面组成，而生态治理的主要输出成果则可分为人们所期望的产出与不期望的产出[6]。而国内方面，对政府生态治理效率的研究最早是由Fussler引入的，并在国内学者多年的努力下，发展成一套相对完备且契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生态效率评价方法与理论体系[7]。国内学者对政府生态治理效率的理解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在学习国外投入、产出的基本框架下，简单将生态治理效率界定为单位生产消费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8-9]；而后有人提出政府生态治理效率除了用在投入层用人、财、物、技术等一系列要素进行衡量外，在产出方面更要考虑生态环境的综合性，用减少排放、改善空气质量以及城市绿化等具体指标来衡量[10]。但此阶段的政府生态治理尚未考虑到投入所将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有学者开始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观点考虑进政府生态治理效率的范畴之中，非期望产出的研究正式进入中国视野[11]。
第3章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政府生态治理效率测度
3.1数据来源与处理
2014年国家首次明确提出要重点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这是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元年。因此，为确保结果的可比较性，本研究将2014年作为研究关键节点，并以此为基准年，采取对称法前后各取6年，选取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各项指标以及影响因素数据均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在测度新型城镇化与政府生态治理效率时，极少数指标数据存在缺失，已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研究主要运用MaxDEA Pro软件、STATA16、ArcGIS等软件完成。
第5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政府生态治理效率提升策略
5.1着力推进政府生态治理区域一体化
（1）完善区域政府生态协同治理体系。首先，考虑到长江经济带区域分布的广泛性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政府生态治理难度大，且各政府权力相对独立，政策冲突现象严重等因素，形成跨地区污染物联防联控机制与综合治理体系是应有之义。其次，要推动省域间政府合作，上中下游各省共享生态治理、修复、能效提升、城镇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与技术，实现生态治理信息充分共享，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治理区域一体化进程。
（2）加快构建政府间生态治理成本分摊与成果共享机制。首先，为缩小省域间的地区差异，增加各地区发展的平衡性与协调性，在制定区域协调政策时，要结合各省市区域经济、地理、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差异，科学合理谋划，推动区域协同治理与合作；其次，要建立全方位的生态综合治理体系，解决跨界污染的“外部性问题”与“搭便车”现象，促进各地方政府间实现生态治理成果共享，资源共享，要着力打造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新平台，进一步打通要素流通渠道，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要素综合流动效率，促进人口、土地、产业经济等要素资源充分流动，以缩小各区域间发展的要素差异。
（3）因地制宜优化政策安排，提升区域生态治理资源调控效率。要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经济体量的城镇，根据其具体资源禀赋，设定合理的生态自然资源消耗总体目标；结合城镇重点产业发展情况，优化其产业结构，鼓励发展清洁能源，绿色产业，发展“专精特新” 企业；优化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借助“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的大型能源输送工程，提高区域资源调控与利用效率。
5.2通过行政手段调节地区间生态治理的实力差距
（1）通过财政手段调节地区间生态治理的经济实力差距。首先，要加大对中上游落后地区生态治理的财政支持力度，形成生态治理高水平省份对低水平省份的帮扶机制，避免省域间因差距过大导致的二次污染，缩小地区间政府生态治理效率水平的差距。其次，要牢固树立政府区域绿色协调发展的利益导向，实行“精细化”的政策制定，因地制宜，综合考量各区域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要素，强化分区分类治理，上游地区采取预防为主，审慎进行产业承接，防止成为污染性产业的集中地；中游地区以保护修复为主，要探索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间实现平衡的发展思路；而下游地区要以治理为重点，解决生态污染问题，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最后，对生态友好型企业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加大供给总量，扩宽资金筹措渠道，实行专项治理基金，提升企业对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严控生态污染源头排放量，加强对生态治理的技术投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实现资源利用的生态污染最小化。
（2）加强高水平政府生态治理队伍建设，加大对政府生态治理队伍建设的投入，提升政府生态治理队伍的综合治理能力，推动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人力资本投资，要“开源节流”，在维持正常生态治理政府系统运行前提下，适当调整行政在岗人员的数量占比，减轻生态治理系统人员投入的冗余度，提升基层一线人员的生态治理能力。另外，政府生态治理过程中应科学借鉴国内外先进治理经验、管理方式与生态治理标准等，加强生态治理规范意识，提升生态治理水平。
结语
发展与保护这对辩证统一体贯穿于社会发展始终，生态治理与城镇化作为新时代这一关系的突出体现，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下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无论是城镇化发展前期，对生态资源的过度消耗；亦或是发展中期在资源稀缺性问题加重背景下进行的“生态抢救”；再到今日全球范围内，对生态治理的重新审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无不反映着人类作为地球这一星球的高等动物在不断实践中对于地球生态自然和谐内核的深刻领悟。地球上生物的平等性要求人类抑制对资源的过度渴望与无限需求，为实现这一平衡，政府对生态的治理必不可少。在今后的发展中，生态经济学与生态文明观也将对政府关于发展的理解提供更加清晰的思路与理论指导，引导人类社会，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不断从制度、观念、技术等方面突破，稳住生态治理基本盘，将新型城镇化发展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实现生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寥寥数字表述何其容易，而实践之路更是任重而道远！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虽已在指标构建与具体分析上尽量减弱主客观条件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但生态治理是一门涉及生态、经济、政治、规划等学科的复杂范畴。本文通过实证结果对其进行分析，更多地是基于某一特定角度，而未能实现对具体生活中所有因素的穷尽；且基于相关理论作出的分析也只局限于经济与学理层面的阐释与再加工，在数据上也无法获得最为翔实全面的支持，在对地方政府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还存在欠缺，因此结论上还存在一定的现实偏误；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对其进行改进与完善，以期实现更深层次的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