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A论文哪里有？本文在中央提出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背景下，聚焦于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改革实际，以改革主体培育、改革流程再造、改革对象选择、改革环境营造为理论框架进行机制分析。
第一章 绪论
1.2.1 国外相关文献述评
西方国家相关研究较早，研究成果充裕，在此，本文从营商环境的内涵界定以及改革路径等维度，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在营商环境的内涵界定方面，营商环境并非独立概念，而起源与对市场主体发展环境的评价与测度。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竞争论坛发布年度《全球竞争力评价报告》，构建评价体系，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市场主体发展环境进行评估，被视为营商环境的起源。在后续发展中，对于营商环境的界定与测度可分为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其一，横向维度以营商环境的包含内容为切入点，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融资环境、法治环境等维度进行界定（Tinmothy Besley,2015;Mehmet Civelek，2015）。经济学人智库从政治、经济、市场、政策、对外贸易、基础建设等几个维度来分析营商环境的内涵，并指出每一方面都是其所包含的子环境；其二，纵向维度以市场主体的生命周期为切入点，认为营商是伴随着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中从设立至注销各阶段发展环境的总和，以 2003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为代表，从市场主体申请设立、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电力、注册资本、获得信贷、保护中小企业投资者等 10 个方面⑦，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测度和评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开展的营商环境与企业业绩调查项目对营商环境的概念从企业层面进行了描述，认为营商环境包含了从宏观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到微观劳动关系、政商关系、产能利用率等多方面的内容。Janina Witkowska 从企业经营角度出发，指出营商环境是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各项活动，企业需要耗费一定人力财力物力，遵循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因此政府部门重视营商环境改革，旨在为企业减负[4]。
第三章 Z 区地方政府营商环境改革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3.1 Z 区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条件
Z 区位于省会及副省级城市 Y 市的东南部，是城市核心区老城区之一，总行政面积23.87 平方公里，2020 年末全区户籍总人口 74.52 万人，比 2019 年增加 1.12 万人。下辖 8 个街办、98 个社区，是西北地区中单位面积上人口密度最大、产值最高的城区之一，也是所在市的教育科技、商贸流通、文化旅游大区，连续十年被评为“所在省省城区经济社会发展五强区”，2019 年与 2020 年均入选中国百强区、营商环境百强区县榜单。
该区的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实力相对较强；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 1060.47 亿元，同比增长 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14.23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3.29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2 万元，上述经济指标均位居所在市的各辖区前列。二是产业特点清晰，主导产业明确；该区作为典型的城市老城区和核心区，没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占比 23%，其中工业占比 1.8%，第三产业占比 78%，第三产业是该区的核心产业；三是科教资源丰富，在该区内，共有 17 所高校，其中 985 及 211工程大学 5 所，131 家科研机构，10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13 个省部级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各类科研人员接近 4 万人，在校本科生 17.35 万名、研究生 5.78 万名，是全省科技工作者、科研设备仪器、研发专利等创新要素最密集的地区，此外，基础教育的质量及规模也在全省位居前列；四是基础设施完备，文化底蕴深厚，该区路网密集、城市功能完备，区内有省体育场、省图书馆、省美术馆、省人民医院等公共服务单位，坐落文物景点及历史古迹 27 处，国家级文保单位 6 处。上述特点鲜明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科教文化资源等，为营商环境改革提供了基础和发展方向。
第五章 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营商环境改革路径设计
5.1 以多元化主体培育为基础，推动营商环境共建共享
5.1.1 加速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多主体协同机制
第一，实施“容错纠错”机制，不断完善现有考核体制。实施“容错纠错”能够体现地方政府鼓励和保护营商环境改革的先行者，更能够体现地方政府进行营商环境改革的坚定决心。营商环境改革总是有风险的，缺少“容错纠错”机制，很可能挫伤改革干部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因此，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完善改革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向更深层次进展。首先，清晰划定容错范围。明确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做到权责界限清晰。在明确违反党纪法规规定情形不能容错的前提下，划定可以纳入容错免责范围的具体情形，结合国务院下发的营商环境改革精神及改革目标，在重点创新领域制定专项容错纠错清单，并对清单实行动态化管理，根据政策和形势变化及时更新调整容错纠错情形，提高容错纠错机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次，以事实为依据实施容错免责。严格按照“提出申请、审核受理、调查核实、认定反馈、结果备案”的程序对申请“容错”的单位或个人进行确认，对于认定予以容错的单位和个人，通过适当方式及时澄清事实，消除负面影响，帮助相关干部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开展工作；对于认定予以容错免责的，确保干部考核和评先选优、薪酬兑现、职称晋升、提拔任用等不受影响；对于认定存在失误和过错的单位和个人，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减责、酌情从轻、减轻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最后，综合施策防错纠错。容错纠错要重视源头治理、标本兼治。注重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纠错，对工作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及时纠正干部在引导营商环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错误的发生；强化决策监督，对事项决策要加强调研论证、集体研究讨论、科学民主决断，及时发现解决问题，纠正改革过程中的干部行为偏差，同时加强日常监督、审计监督、巡查监督和联合监督，及时有效纠正风险和违规行为；
5.2 以精准化流程再造为驱动，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5.2.1 明确政策执行主体责任，减小自上而下改革推进阻力
第一，加大权力下放力度，促进垂直部门间权责统一。简政放权必须做到“权、责、利”相一致，保障事权下放之后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加大权力下放力度，按照多少责任、匹配多少权力和多少利益的原则，给予承接事权的基层单位足够保障，避免基层业务部门在营商环境改革的相关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执行不到位的问题。首先，权力下放必须要有对应的规范性文件明确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所匹配的相关权力和资源，为权力下放提供规范性保障。其次，防止权力“空放”、“虚放”、“不彻底放”。权力下放需与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具体行为相符，保证放权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最后，权力下放之后，也要明确相应的监督、考核机制，坚持放权和监管并重，有关部门要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管职责，认真落实监管责任，厘清监管权责边界，强化监管责任落实，对承接单位实施相应的监督，从而做到“权力放得下、接得稳”。
第二，细化营商服务流程，明确平行部门责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原则，推进营商服务流程再造，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三张清单”，着力解决部门内部分工不细、部门之间职责不清、部门协作配合不畅等问题，推动政府部门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调、运行更加高效、履职更加到位。首先，政府部门职责任务清单管“内部”，将部门职责进行细化分解，列出部门及内设机构职责任务，为打造精简高效的政务环境提供了保障；其次，政府部门权责清单管“外部”，推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两单融合，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府部门全面正确履职尽责方面发挥基础性制度效用，保障行政审批事项“精简高效”；最后，政府部门职责边界清单管“边界”，针对部门间职责交叉、边界不清、推诿扯皮等问题，明确职责分工，衔接好重点领域的责任链条，实现部门之间履职“依单管理”。
第六章 结论和进一步展望
6.2 进一步展望
虽然本文以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探明了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改革的问题及原因，并构建了营商环境优化的可行路径，对西部地区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具有一定意义，但未来依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改进和完善：
一是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对营商环境优化的制约因素进行多维分解，明确每种因素在作用于营商环境过程中的客观效应，以利于地方政府根据各因素的制约效应大小，依次逐个扫清营商环境优化障碍。在本文研究结论中显示数字技术、人才素养、政府治理理念等都是导致营商环境现存诸多困难的成因，那么，究竟哪一个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效应最大呢？研究这一问题，有利于地方政府抓住主要矛盾，将有限资源优先应用于该方面，攻克营商环境优化难题。因此，未来拟以因果关系分析的方式，通过问卷追踪调查获取大量数据，用于估计数字技术、人才素养、政府治理理念等对营商环境优化的影响效应，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优先级排序，为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提供理论支撑。
二是进行多案例分析，比较分析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营商环境优化所面临问题的异质性特征，为中央指导地方进行营商环境优化实践提供文献支撑。由于我国疆域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人文风貌等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致使研究全国整体的营商环境优化现存问题时需以区域特点为依据进行重新划分，因地制宜分析营商环境优化改革的困境。因此，本文进一步完善过程中，拟将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各选一个区进行案例分析，并将两个案例进行对比，寻找其中差异，考察发展阶段、人文素养等对营商环境优化改革的作用效果，以期为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进行营商环境改革经验学习时，能够认识到自身特点及地区差异对政策扩散产生的作用，进而在进行政策移植时根据自身特点进行适宜性创新，不断推进全国整体的营商环境优化。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