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A论文哪里有？本研究选取了甘肃省 Z 镇作为案例研究的分析对象，通过实地走访、深度访谈以及参与观察的方式收集了大量的案例资料，并进一步探讨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形塑机制。
第一章 绪论
1.2 研究综述
1.2.1 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
公共文化空间结合了“公共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概念，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公共文化空间是由诸多公共文化参与主体在公共文化的活动实践中构建出来的集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为一体的多维空间体系，即公共文化“在一定区域的空间表现以及在这个区域进行文化交往的表达方式”1。学界目前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类型以及功能方面，具体来说：
1.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
关于公共文化空间的论述起源于对“公共空间”的研究。Madge 在其文章中提出，公民能够自由地在公共空间内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2。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这是一个活动交流型的场域，不同的公共参与主体可以在其中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进行公共交往和社会参与3。这里的空间概念偏重于“物质空间”范畴，部分涉及到“精神空间”的范畴。后来，西方关于空间的研究出现了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为代表的“空间转向”，他将空间定义为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实践性建构生产过程，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交往4。列斐伏尔提出了“三维空间辩证法”5，在其空间体系之中，空间是由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及空间实践所构成的辩证统一，统筹了空间政治性、社会性及社会实践的范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侧重于对权力、知识、空间互动关系的探讨，空间只有与权力和知识发生关系才能够发挥效能，空间在其中起到了工具性的作用6。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在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空间”概念，将公共空间看作是生活共同体以及想象共同体，以文化视角重新解构空间含义，赋予了空间深刻的文化意义，实现了文化与空间的融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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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现状描述
3.1 Z 镇公共文化空间的基本情况
Z 镇位于甘肃省中部，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辖 8 个行政村，总人口 20443人，区域面积 13.8 平方公里。该地区有汉、回、东乡等 6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27.7%。该地区主要以特色观光农业、休闲农家乐旅游、畜牧养殖、劳务输出进行经济建设，当地以种植玉米、蔬菜为主，有“特色农庄”和“美食之乡”之称。近年来，该地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打造“舌尖上的乡村美食”，进行文旅融合发展。Z 镇地处城郊，年轻男性多选择外出打工，形成了以学生、妇女、老人为主的农村乡镇。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Z 镇大力进行文化项目建设，围绕其乡村舞台周边建设文化广场、文化长廊、文化体育场，并配齐相应的文体设施，打造出了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并实现了 8 个行政村的全覆盖。每年会定期组织开展一些文体比赛、文艺汇演以及书画展等活动。同时依托大型节会，带动当地农村居民的文化参与，开办了“家规家训进万家”、“迎新春，送春联”、“乡村旅游文化节”等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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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优化路径
5.1 建立供需协调的作用机制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出，在政府、乡贤、普通村民多方力量的作用之下，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已显现一定成效，但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大量的公共文化设施闲置、场所空转、内容同质，公共文化空间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村民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性地进行文化参与活动，也抑制了村民主体性的发挥。根据合作治理理论的启示，多元主体应在协调互动中进行公共文化参与。因此，需要通过供需协调的作用机制建立，实现国家资源与群众需求的有效对接，使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发挥其应有之义，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有效载体。
5.1.1 改革供给方式，实现精准供给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在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型模式下进行构建的，乡土社会内部虽有一定的动力进行自我填补、自我调适，但长期养成的习惯使得绝大部分农村居民的文化参与仍然依赖于政府层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村民在其中进行选择性参与。因此，在公共文化的供给中，需要以提高当地群众的文化参与为着眼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提升乡村社会在文化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满足当地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激发乡土社会的内生活力，注重村民主体性的发挥，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内驱动力。
为此，政府要改革此前“一刀切”的供给方式，在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过程中要将农村居民的需求落到实处，有针对性地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实现供需协调。上文提到，Z 镇政府根据标准化建设的行政逻辑来规划设计公共文化空间，场所设施并无差异，活动内容趋于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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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完善多元主体文化参与机制
根据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形塑机制模型可以看出，多元主体的文化参与实践是形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力量。通过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的方式，能够吸纳更多的力量来源，增加空间运转的驱动力，使公共文化空间的效能更好地发挥，有效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进程。因此，需完善多元主体文化参与机制，使政府、乡贤、村民以及社会力量的主体性在文化参与的实践中得到有效发挥，并形成良好的互动对话机制，从而产生促进公共文化发展的合力，以实现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优化。
5.2.1 主体参与意识的培养
现阶段，农村的文化参与依然属于一种“被动式”的依附型参与。Z 镇农村居民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有目的性地开展文化活动，但之于整个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而言，这一力量收效甚微。因此，需要提升各个主体文化参与的意识，参与率才能够得到保障，参与水平才能得到提升，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内部动力。
一方面，转变农村居民的文化参与意识。首先，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栏、广播、讲座等形式普及公共文化政策方面的信息，让农村居民对自己享有的文化权利形成正确的认识，树立新观念；第二，通过树立榜样、开表彰会等动员形式，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鼓励村民积极地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支持农村居民进行公共文化服务自主供给；第三，通过组建一些群众性文化组织来营造文化氛围，带动其他村民积极参加，打通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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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语
6.1 研究结论
公共文化空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本研究尝试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角度出发，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思路。本研究选取了甘肃省 Z 镇作为案例研究的分析对象，通过实地走访、深度访谈以及参与观察的方式收集了大量的案例资料，并进一步探讨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形塑机制。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政府、乡贤以及普通村民这三者作为主要的参与主体在乡村场域进行文化参与的互动，在各种力量交织互动的过程中形塑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分别扮演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主动规划者、积极营造者、被动参与者的角色，同时，在各方力量的作用下，公共文化空间的现实运转也表现为参与场所的碎片化、参与主体的差异化、参与活动的同质化、参与内容的商业化。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深入解析形塑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动力机制，结果发现，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在外部力量的刺激和内生力量的驱动下形塑生成的。行政主导型的政府治理构成空间形塑的外部力量，公共政策落实、文化职能履行、价值规范整合促使政府以行政力量主动向乡村场域施加外部刺激，打造文化场所设施、开展文化活动、营造文化氛围、构建公共秩序；乡贤行动与普通村民的参与构成了空间形塑的内在动因，乡贤以双重嵌入的身份参与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其动力机制表现为公共意识觉醒、自我效能满足、社会网络联结；普通村民以合作依附的态度开展文化参与的行动，在现有的文化场域中，有选择地进行参与，其动力机制表现为文化需求产生、兴趣爱好驱动、文化氛围感染。这三种力量之间交织互动，缠绕拉扯，两两之间相互影响、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形塑机制模型。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