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古都北京，其历史从燕都蓟城形成时算起至今已有三千我年。漫长的历史留给今人丰富的地方志史料。虽然从汉代到宋、辽、金时期的北京地方历史文献大都散失了，如北齐阳休之的《幽州人物志》、隋代的《幽州图经》、宋朝的《平燕录》等都失传无存，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完整的著述。现遗存的北京最早的地方志书是元代末年熊梦祥撰修的《析津志》，到现在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另有府志、州志、县志近60种。其中请初著如学者朱彝尊的《日下旧闻》、由窦光鼐、朱筠等奉敕纂修而成的《日下旧闻考》、清末光绪年间缪荃孙总纂的《顺天府志》内的“京师志”尤称名著。 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曾计划修《北平志》，但因卢沟桥事变，《北平志》的编纂工作半途搁浅。
由吴廷燮于1938年主纂的《北平市志稿》内容上迄三代下至民国二十八年，较前代各志宏大浩繁，记述备细，总计152卷，400万字。其手稿几辗转，在尘封半个世纪后，于1998年10月公开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编修地方志，毛泽东于1958年提出了编纂地方志的倡议。同年12月，北京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为组长的修志工作领导小组，开始工作。但是“文革”地摧残了新中国的方志事业，方志机构被解散，方志工作被迫中断。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高潮再次在北京地区兴起。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地方志的编修进展顺利，从1986年到1998年5月，全市完成志稿和送审稿45部。 虽然档案与修志密不可分，历代修志者都深谙档案之珍贵，但是专门把档案行业做为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地方志编纂的总体规划，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
1981年11月，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草拟的《新编〈北京志〉篇目及编纂分工设想》(草稿，供讨论)，将《北京志》设计为十一编，170卷。《北京档案志》被列为第六编文化编，总第108卷。建议编纂单位为：市档案避、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但由于种种因素，编纂《北京志》工作并未开展。
1986年市委决定成立“北京地方志筹备小组”，并建立了办公室。1989年召开的首次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提出《北京志篇目》(征求意见稿)，此篇目第十二卷文化艺术卷，第37部分志为档案志。
1991年11月27日，市方志办将《北京志篇目》(试行)下发到各个承担修志任务的单位，此篇目总设22卷117部分志。档案志列为第四卷政务卷，总第17篇，规定字数15万，明确由市档案局主要承编。
1997年10月30日，《北京志篇目》(主编会议讨论稿)计19卷131部分志。档案志被列为第四卷政务卷总第18部分志。在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档案志可以与博物馆、图书馆合为一类，因为都是文化事业单位。” 1997年12月10日制定的《北京志篇目》(讨论稿)做为北京市地方志主编会议材料之二，发给主编，再行讨论。此稿总设29卷140部分志。档案志为第24卷档案。图书馆·博物馆卷，总第127部分志，字数放宽至40万字。
1998年8月5日，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京志办［１９９８］１号文件，将《北京志篇目》发至各区县、市属各部、委、办、局(总公司)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件确定《北京志》分卷编辑，根据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总设34卷95册151部分志。其中有26卷为一卷多志，有8卷为一卷一志。北京志卷次按综合，自然，政治，综合经济管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经济，文化，社会顺序排列。按册出版，多数一志一册，少数多志一册。档案志被列入第26卷档案卷，第82册，第132部分志，字数40万字，即档案志独立成卷成册。
档案志在地方志中从无到有，从与其他行业志合为一册到单独立卷成册，志书字数由15万字增至40万字，这种历史变化是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的。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档案事业的发展具备了立志条件。 北平的和平解放，使古都的档案免于战火，得到了完整系统的保存。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成为北京档案事业赖以发展的基础。在党和政府对档案和档案工作重视下，1959年成立了北京市档案管理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相继建立了北京市档案馆、区县档案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使北京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对于档案事业的资金投入不断加大，这为档案工作的改革振兴奠定了经济基础，也激发了档案工作者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工作创一流的信心和勇气。档案部门各级领导班子开拓进取，带领档案人员努力拼搏。经过艰苦奋斗，档案室由单一管理向综合管理发展；档案馆由封闭型向开放型发展；业务指导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发展；强化了标准化、法制化、现代化管理；借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京召开的东风，大力开展档案社会宣传工作；全方位地开发档案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市档案馆以迄今全国最高分晋升国家一级档案馆……档案工作已发展为具有理论指导、体系完备、制度健全、形成规模、有社会影响力的一项专门事业，具备了立志条件。
二是社会对档案工作的认识有了深化和突破。 长久以来，在人们心目中，档案始终披着神密的面纱。改革开放带来了档案工作的重大变革。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各界的工作查考、编史修志，科学研究、生产借鉴等种种需要日益迫切。党中央顺应历史的发展，做出向社会开放档案的重大决定，使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逐渐消除了神密感，各行各业愈来愈多地利用档案，档案在为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服务中产生的作用、效益愈来愈明显，社会档案意识日益增强。
档案志在《北京志》篇目中，由从政务卷到从文化卷，这一变化反映了人们对档案工作属性的认识过程。伴随着档案工作的发展，人们对档案工作的认识逐步深化，终于取得共识，确认档案工作是文化事业，属上层建筑范畴，但又区别于图书馆志、博物馆志，适宜单独立卷成册。三是档案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北京地区的档案丰富而珍贵，档案工作总体水平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如何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促进档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需要档案工作者的理性思考，因此组织人力编修档案志，通过查档阅卷，调查采访，核实考证，溯事业之发端，叙沿革之轨迹，记兴衰之道理，析成败之因由，明是非之标准，存科研之成果，启后进之智，申鉴戒之实例，拓进展之思路，使后人了解解事业的大势大略，认识规律，利用规律，识有指归，行有准则。 通过编修档案志，可以使档案资料得到充分利用和广泛的宣传，并发现档案馆(室)现存档案资料的优劣与不足，有助于改进档案工作。在修志过程中从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新鲜资料可以进一步丰富馆藏。
